在現代浙江藝壇中，有一位雖經歷了半生的坎坷困頓，卻勵精蓄志，以頑強的毅力，最終實現了自己藝術追求理想的藝術家。趙樸初、劉海粟、潘天壽、沙孟海、陸儼少不僅推崇他的書畫、篆刻及詩歌作品，譽為“四絕壓群倫”，對其淡泊自守、耿直不屈的獨立品格也肅然起敬，在其身后紛紛撰文懷念。這位越世負俗，不循常道，在篆刻創作及諸門藝術上探索不息的勇者，就是余任天。

余任天(1908-1984)，字天廬，別署歸漢室、嘉磚硯齋，浙江諸暨人。自幼喜好書畫，初習顏真卿、陳老蓮與《芥子園畫譜》。十一歲始學刻印，師法清代鄉賢暨浙派名家鐘權。1924年負笈杭州，先后就讀于浙江美術專門學校與浙江藝術專門學校，兩年半后，因家中無力繼續承擔學費，余任天不得不中途輟學。日后在家鄉及蕭山、杭州等中小學任美術教員，收入微薄，開始懸潤鬻畫，以維生計。“七七”事變爆發后，積極繪制抗戰宣傳畫，后避兵永康，結識了書畫家潘天壽、吳茀之、應均等。1945年初在浙江龍泉，經省立西湖博物館館長金維堅倡議，與王世安、金石壽、畢茂霖等共同發起成立龍淵印社，余任天出任常務理事。抗戰勝利后定居杭州，供職于西湖博物館，擔當起龍淵印社主要事務，并克服經費短缺的困難，編輯出版《龍淵印社月刊》，刊發古今印學論著、歷代篆刻經典作品及治印技法，竟獲得“使研究者識其趨歸，鑒賞家知其取舍，裨益匪鮮”的贊譽，為研究浙江印學史保留了一份珍貴的史料。

建國后余任天自創金石書畫工作室，日夜揮毫、刻印不輟。上世紀60年代初，應邀為北京人民大會堂浙江廳創作了巨幅山水畫《富春江嚴陵瀨釣臺》，然而正當余任天向藝術高峰努力攀登時，“文革”爆發，不僅人身遭受迫害，又失去經濟來源，眼疾更使其雙目幾近于盲，已無法刻印。然而對藝術充滿熱愛，毅力頑強的余任天，仍借助放大鏡堅持寫字、畫畫，他不愧是一位對藝術極其敬畏的虔誠高人。

余任天繪畫早年宗法王石谷、八大、石濤，中年始受黃賓虹影響，后因病目，以篆籀與草書筆法入畫，由工入寫，山水畫墨色點染粗放渾厚，意境高遠。這一貌似禍從天降的生理疾病，反而成就了他“積健為雄”畫風的轉變。余任天也精隸、草書法。居永康時，他在聆聽了應均所言的：“我字寫自己的，圖章也刻自己的”后深受啟發，開始逐步擺脫舊學，拜鄧散木為師后雖一度以虞山印風面世，但作為一個具備獨立精神、善于思考的藝術家，任何束縛都奈何不了他騰飛的思想。余任天后期開始嘗試以隸書入印，結字簡約，善用斜筆，線條大刀闊斧，酣暢淋漓，可謂少心壯態，老刀辣筆，有石破天驚之勢。

余任天篆刻不為古法所囿，易識的印文、猛利的線條、疏密懸殊的空間，使其印風與其追求“聽其所之，刀痕歷落，使人望之，懦石健鍔”審美觀相合拍。可惜他的篆刻藝術直至其身后才被印壇廣泛所知。(記者韓天衡 張煒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