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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與朝鮮王朝共同抵御日寇豐臣秀吉的戰爭，不僅留下了為后世韓國所宣揚的鳴梁海戰、露梁海戰等軍事事跡，也留下了雙方傳遞情報、溝通信息的往事。朝鮮人魯認（1566—1622年）的經歷就是一個實例。

魯認，字公識，號錦溪，朝鮮全羅道咸平人；1582年進士及第，歷任內需司別提、黃海水使等職。1597年六月“丁酉再亂”之際，魯認受命馳援南原城，不幸被俘，被羈押于薩摩藩（今日本鹿兒島縣）。在此期間，魯認結識了福建軍門諜使林震虩及其隨從陳屏山、李源澄，而后于1599年三月十七日4人同船渡海逃離日本。三月二十八日，魯認一行抵達福建浯嶼水寨，而后經杭州、山東到北京，于1599年十二月返還朝鮮。

駐留福建期間，魯認游歷了漳州、泉州、興化、福州等地，驚嘆于福建風貌人情、富饒繁華；與福建本地官員、儒者進行文化交流，并將日本情報呈送明廷。這段經歷被記錄于《錦溪日記》，為后世留下中朝文化交流的珍貴史料，尤其對研究16世紀末的閩地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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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年三月二十八日，魯認與林震虩一行抵達福建浯嶼水寨（在今漳州市龍海區港尾鎮），通過筆答向水寨把總孫繼爵提示了來閩緣由，曰：“弊邦雖鷦鷯草木，皆被倭禍……虜入賊土，探察情勢……擬哭秦廷，治彼吳宮。”孫繼爵感慨其忠義之舉，特制白衣白冠以示尊重。魯認回贈詩二首，其中“士卒爭稱李牧仁”一句，既贊孫繼爵治軍之仁，也暗喻自己仰慕明朝的胸懷。

四月初三日，抵漳州府城。依據《錦溪日記》記載：“到于漳州東門外五里許，則大湖橫流，海潮出入……入城中花錦遍市，百物繁華，燦爛輝耀，奪人眼彩。館于市店，厚待殷勤。”漳州城風光秀麗、生機盎然、商品琳瑯，給魯認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月初五日，抵達泉州。雖沒有詳細記載，但也留下了泉州城“滿城花錦，倍于漳州”的感嘆。最為關鍵的是經過興化府時感慨：“一路奇觀，則非徒城市繁華。自漳州至此千余里路，皆以熟石鋪路，蓋中華物力，舉此可見矣。”長廊、客店、樓觀，令魯認感慨明末福建的繁華、中國物力的豐富。

記載最為詳細的則是四月初九日抵達的福建省府——福州城：“滿城繁華衣冠文物之盛，口不能形容矣……千街百市，景物殊別……西域、佛狼機、暹羅、安南、琉球、日本、女真、蒙古等國，通商交易……奇怪百種，堆積左右，駭目迷神。”就這樣，從浯嶼寨到福州城，閩地奇觀、中華風物成為魯認最為直接的感受、最為驚奇的體驗。

五月十二日，魯認移居兩賢祠書院，與閩中士大夫和文人群體，尤其是閩學領袖徐即登、書院講師倪士和、秀才謝兆申廣泛交往，就閩學要義、科舉取士等進行了深入交流。

徐即登（1545—1626年）是明代閩學代表人物，師從李材，推崇“止修”學說，批判陸王心學，被贊曰“直頂孔孟，天下歸宗”。徐氏贈予魯認《閩中答問》《心性制策》等閩學經典，指出陸王心學冒充孔子盡性之學，其實不過是道佛兩家思想的雜糅。這種秉持朱子學風、排斥心學的態度，與朝鮮士林尊朱子、斥陸王的立場高度一致，使魯認對閩學思想產生了深刻共鳴。

魯認少年習儒，學宗朝鮮退溪學派，“凡于性理之學、格致之功，無不通解”，尤其是對《心經》抱有極大興趣，故常與閩人謝兆申探討修心要旨。謝兆申告訴他：“心經，只究人心、道心之分。而經之主意，只是一個‘敬’。”魯認回應：“以工夫論之，精一乃誠正修，而厥中乃止至善。”經謝兆申的提點，魯認理解了心學之體乃格物精一，精一才能正心修身。對此，謝兆申贊其“已明心學主敬之體”，堪稱“海東朱子”。

魯認曾向閩地儒生介紹朝鮮科舉科目、取士名額、考試內容、錄取標準、考試程序等，謝兆申、倪士和皆感嘆：“貴國文武科，更難于中國矣!”針對倪士和大力推崇的“止修”之學，尤其是鼓勵魯認將閩學“傳頒朝鮮”的愿望，魯認回到朝鮮之后就將日記與《閩中答問》付梓刊行，設立錦溪亭講壇，為閩學在朝鮮的傳播架起一道橋梁。

抵達福州之后，抗倭英雄戚繼光在于山的生祠立碑使魯認觸景生情，從而賦詩一首：“臺枕雄藩起半空，山河如帶繞重重。東鄰臥虎輸佳氣，西壓黃龍納晩風。弦誦滿城知政化，繁華極目識時豐。最是區區心快事，平倭碑后見奇功。”福州城風景秀麗，政通人和；平倭碑偉績豐功，快意恩仇，令人感慨不已。

平倭御敵既是閩地人士的過往記憶，也是魯認不可忘卻的切身體驗。五月十六日，徐即登與魯認就朝日關系展開細致筆談。盡管這一時期倭亂平復，明朝與朝鮮王朝獲得勝利，但是徐即登依舊心存警惕，故而指出盡管倭患暫平、朝鮮局勢趨穩，然國力尚未恢復，須持續練兵以固根本，“雖仗天威，羽翼、裹糧不能長繼，荷戈不能長待”；大明軍隊亦有鞭長莫及之時，昔日越國滅吳之鑒尤當警惕。

面對徐即登的勸誡，魯認回應：“弊邦之沼日本，不與越同也，夫吳越則不過相爭于半千里之外。此賊之窟，則鯨波杳杳于萬里之外。”也就是說，朝日之間相距“鯨波”（朝鮮謂之東海），不可以吳越典故來類比之。

徐即登復勸須以韜光養晦為要，力求攻守兼備，“固知不同，但殘破之余，以此負矢把弓，臥薪嘗膽，生聚教訓，來則可御，去則可追。而間諜及戰艦，果如公言，雪恥之舉，豈其難哉”。

對此，魯認于十二月返朝后即向宣祖“進陳十策”，第七條提示“大明在福建、浙江一帶的防倭事務，專門以水戰為要務”，第八條提到福建軍門金學曾派人前往日本施行反間計一事，第十條提到“臣去年三月渡過福建”“極其以禮相待”，凸顯了明朝與朝鮮鼎力合作、抵御倭寇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魯認福建之行不過三月有余，游歷閩地的記載留存在《錦溪日記》之中，卻成為明末朝鮮人記載中國的重要文獻，不僅加深了兩國尤其是閩地與朝鮮之間的文化認同和彼此了解，也促進了閩學傳播和朝鮮儒學的互動發展。

（作者單位：集美大學海絲沿線國家國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