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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標題：在流轉藏書中發現“平民史詩”的價值

今年3月，一張黃色的便簽在互聯網上悄然流傳。這張便簽來自杭州“夢蝶書店”。

便簽上寫道：這位王姓老人是杭州某工廠的普通工人，20世紀80年代曾通過函授學習漢語言專業。在30平方米的蝸居里，收藏了上千本書籍——從東歐到蘇聯，從西歐到美洲，從西非到東南亞，從中國古典文學到現代詩歌，構筑起一個浩瀚的精神世界。

老人離世后，“夢蝶書店”主人橄欖全部收留了這些書籍，并從中拼湊出老人不為人知的故事。

“他未曾遠行，書籍卻早已帶他見過整個世界。”“最懂你的可能不是血緣，而是散落在世界的陌生靈魂。”網友們紛紛在社交平臺追憶這位平凡而特別的陌生人。橄欖口述　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整理

“書籍早已帶他見過整個世界”

2021年，我在二手交易平臺上偶然淘到了王大爺的藏書。沒想到四年后，這位故去老人的故事在互聯網上掀起波瀾，而我也算是替他找到了無數知音。

那一年，我接到王大爺孩子的電話。老人已經離世，子女要賣掉杭州市拱墅區的老房子，需要清空他的藏書。他們翻出一本《金瓶梅》，以為所有書都是“小黃書”，覺得沒什么價值，打算全部處理掉。

我趕到時，那間三四十平方米的兩居室顯得格外逼仄。老兩口曾住一間，另一間擺著幾個書柜，但書已經被子女裝進了魚鱗袋，雜亂地堆在地上。地上躺著一本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名作《情人》，譯者是王道乾。這是王小波推崇的著名翻譯家的經典之作，一下子吸引住了我。

我一本一本翻看，發現王大爺的閱讀范圍極廣——西歐文學、北美小說、蘇聯著作、中國古典及現當代作品，應有盡有，遠非他們口中的“小黃書”那么簡單。

收廢品的老板前一天來過，想按幾毛錢一斤的價格全部收走，但王大爺的子女嫌太低，這才在二手平臺上聯系了我。結果我和那老板起了爭執，他覺得我搶了他的生意。最后我們各退一步，以四塊五毛錢一斤的價格平分了這1000本書。

但我實在不忍心讓另一半書淪為紙漿，當天下午就叫了兩三個朋友，分批去廢品站想把剩下的書買回來。老板起初把他們轟了出來，可到了晚上，他突然想通了——這些書他自己也賣不出更高價，不如賣給我。

我們用了幾天的時間來整理王大爺的藏書，按照類別做成書目。我還從書頁間夾著的票據、筆記、借書卡里，知道了他的姓氏，最終拼湊出他的人生故事。

王大爺年輕時是杭州某工廠的工人，他在20世紀80年代函授學習漢語言專業，書堆里我只找到一張五臺山的旅游票，那可能是他一生中為數不多的出游。

他的書很雜，從東歐到蘇聯，從西歐到美洲，從西非到東南亞，從中國古典文學到現代詩歌，還買了不少養生和康復類的書。他的書幾乎每本都有反復翻閱的痕跡，而且版本考究，連《金瓶梅詞話》都是用的香港太平書局出版的老版。

從筆記和借書卡看得出來，20世紀90年代退休后，他幾乎每天泡在圖書館里，實在喜歡就買回家。他有一份手抄的《聲律啟蒙》，可能是太喜歡但不舍得買。還有一本包著《機械原理》封皮的《牡丹亭》，可能是家人不支持，所以把戲曲經典藏在技術書籍里偷偷讀。

也許在那個年代，他向往著一個更自由的文學世界，一個不必因貧富差距或家人的不理解而放棄夢想的地方。

我把王大爺的書搬進了我在杭州租住的房子，那一千多冊藏書，構成了當時“夢蝶書店”的主要庫存。那時候，“夢蝶”剛剛起步，還沒有固定店面，只是杭州各處流動書攤上的一塊白布。

有一次擺攤，一位大哥看到書目里的影印《明容與堂刻水滸傳》，故意對旁邊挑書的阿姨說：“這書二手市場多的是，這兒賣貴了。”等阿姨一走，他立刻催著我問：“400塊賣不賣?趕緊的。”這套書在我的知識盲區里，大哥告訴我，《明容與堂刻水滸傳》可以算得上中國古代版畫的巔峰成就之一　，稀有且值得珍藏。王大爺收藏的這套雖然是影印本，但能看出他選書的眼光確實獨到。

有位網友評論王大爺的故事：“他未曾遠行，書籍卻早已帶他見過整個世界。”我想，在流轉這些藏書的過程中，我不僅替王大爺找到了更多知音，也讓他的閱讀故事繼續生長。

每賣出一本書，就多一個人了解這位普通工人不平凡的精神世界——而這，或許正是這些書籍最美好的歸宿。

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反而格外動人

2023年，“夢蝶”從書攤變成了一個實體店，我請了兼職店長照看店面，自己則繼續穿梭在杭州的各個圖書市集之間——那一年，我跑了100多場市集。

有一次在集市擺攤的時候，一位教授的家人記下了我的聯系方式。后來他們聯系我，說老教授已經離世，家人遠居外地，想為他畢生珍藏的4000冊書找個歸宿。當我走進那個書房時，腳下的地板都在書的重壓下微微作響。每一本書都包好了書皮，封面上用毛筆工整地題寫著書名。

老教授的藏書里，絕版和孤本多如牛毛，光是清代、民國時期的珍本就有十余冊。而且他在書柜里按自己的方式做了一系列編號。

在整理老教授的書時，這位素未謀面的老人漸漸在我眼前鮮活起來：他是個純粹的文學愛好者，癡迷哲學，醉心戲曲。我們好似看到了他每夜窩在書房，與這些被精心照顧的書籍相伴。

老教授習慣隨手用各種紙片當書簽，于是我們就像在玩一場跨越時空的尋寶游戲——泛黃的照片、褪色的發票、皺巴巴的票根，甚至私密的信件，都可能從書頁間翩然飄落。

我見過他20世紀80年代與友人邀約的書信：“明日午后，某公園騎紅色自行車的就是我。”在那個通訊不便的年代，書信是最常見的聯絡方式。

有些書里還夾著剪報。每當老教授發現報紙上的內容與書中文字遙相呼應，就會剪下夾進書中，將它們永遠地收藏在一起。這些帶著“彩蛋”的書籍總是最先找到新主人。或許每個愛書人，都渴望通過這些細碎的痕跡，與書籍的前任主人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王大爺和這位老教授的故事能在網絡上引發共鳴，我想是因為這個時代開始重新發現“平民史詩”的價值。當我們的目光從金字塔尖的精英文化轉向更廣闊的基底時，那些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反而顯得格外動人——它們一直存在，只是常常被我們匆忙的生活所忽略。

有位網友評價說：“每個老人的去世，都是一座圖書館的崩塌。”但值得慶幸的是，在這個時代，互聯網讓我們有機會將這些瀕臨湮滅的“圖書館”重新拼湊，讓更多人可以繼續閱讀這些普通人不普通的精神世界。

在書店，找到心靈的寄居地

我的書店夢始于大學時代。2016年大二那年，借著校內創業項目的機會，我盤下了校園食堂對面的報刊亭，銷售打折書籍和過期雜志。

那時候，紙媒已經日漸衰退，但報刊亭這一方小天地，總引得一些人駐足。騎單車的男生來這里買籃球雜志，某位老師每周必購一份周報，還有一群文青在報亭里背詩——從李白到普希金，從葉芝到薩特。白天我和他們賣書聊天，晚上拿賺來的錢去喝酒，為理想碰杯。

因為報刊亭我結識了不少朋友，送出去20多把報亭鑰匙，不少學弟學妹去報亭幫我賣書，膩了再把鑰匙還給我。這算是“夢蝶書店”里“一日店長”的雛形了，現在如果我不在店里，有人找我想看書，我會告訴訪客鑰匙在哪里，邀請這位陌生人做一天書店的主人。

大學時代的我追逐著暢銷書的浪潮，東野圭吾、大冰、張嘉佳的作品總是最快售罄。那時的我還太年輕，分不清哪些是資本運作的產物，哪些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佳作。

現在我會更多地賣舊書，時間已經幫助我篩選出了優秀的有思想的文學作品。今年店里最受歡迎的是西蒙娜·波伏娃的作品，她啟迪每個人獨立的思考，推動個體的覺醒。這種轉變也映照著社會思潮的變化：人們開始追求更深層的覺醒。

王大爺的藏書也意外地改變了我。他收藏的臺灣作家於梨華的長篇小說《又見棕櫚》，讓我對臺灣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沿著王大爺為我撕開的這個小口子，我逐漸讀起了楊牧、痖弦的詩，施叔青的小說，聶華苓的散文……臺灣文學如今成了我最熱衷的研究領域。

如今書店的讀者們跨度從幾歲的孩童到耄耋老者，每個身影都在書寫著這個書店的故事。

我們舉辦過觀影會、讀書沙龍、法律講座、學者追思會。我希望這個空間不只買賣書籍，更是一個讓思想棲息的港灣——在這里，人們既能遇見現實中的知己，也能與書中的靈魂對話，找到心靈的寄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