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國經濟保持了快速增長勢頭，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逐漸增強，但在經濟持續恢復的同時，也存在著結構性問題，如國外疫情和貿易摩擦的沖擊呈現出長期化的特征，全球經濟的復蘇也帶來了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國內經濟復蘇中投資好于消費，消費內部也存在分化。面對上述問題，202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認為“當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續演變，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并提出“要做好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統籌做好今明兩年宏觀政策銜接”的要求。這表明當前階段經濟復蘇將面對更為紛繁復雜的內外形勢，未來宏觀調控需要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做好宏觀跨周期調節。

宏觀調控跨周期調節的政策背景

從當前國內經濟運行情況來看，疫情后的中國經濟總體上保持了快速增長勢頭；但鑒于未來內外部經濟形勢惡化，上半年經濟增長基數效應減弱將與政策刺激效應、貿易替代效應趨弱疊加，預計2021年底到2022年，我國經濟增速下行壓力較大。總體來看，目前我國經濟運行正處于經濟周期的交叉口，跨周期的宏觀調控政策面臨著較為復雜的政策背景。

從國際形勢來看，進入2021年以來，全球經濟呈持續復蘇趨勢，但經濟復蘇也表現出明顯的不平衡特征。全球經濟復蘇的不平衡首先表現為全球消費復蘇明顯滯后于生產復蘇。從生產端來看，目前全球生產企業的復蘇相對較快，摩根大通全球制造業PMI指數、OECD綜合領先指標、全球粗鋼產量等指標均超過疫情前水平，中國、美國等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工業生產指數快速從底部恢復。相比之下，OECD國家消費者信心指數恢復并不明顯，雖然未來隨著疫苗接種率增加，全球戶外消費活動將逐漸回暖；但總體來看，與疫情前相比仍明顯偏低，消費端復蘇仍明顯滯后于生產端。此外，全球經濟復蘇的區域不平衡表現突出。相比于發達國家，由于新興市場經濟體在政策空間和疫苗可得性方面的限制，發達經濟體在兩方面的表現均領先于新興經濟體，其經濟復蘇程度也明顯領先；在發達經濟體內部，美國較歐洲具有更大的政策刺激空間，疫苗接種也更快，因此美國經濟復蘇也快于歐洲。

從國內來看，未來經濟復蘇也面臨一系列挑戰。一是生產端復蘇同時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比如芯片問題制約部分制造業發展，全球范圍內的能源危機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推高了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半年的人民幣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出口企業的競爭力。二是投資需求面臨較強的不確定性。在政府投資方面，鑒于2021 年是“十四五”規劃開局之年，各地基建項目儲備相對充裕，政府資金保障程度較好，基建投資有望延續平穩增長態勢。相比之下，在制造業投資方面，由于PPI通脹帶來上游成本顯著增加，中下游行業面臨較大壓力，部分沿海制造業企業因原材料成本上漲、人民幣升值、對美出口關稅高企等原因影響投資信心，因此，短期內國內制造業投資將呈下滑趨勢。在房地產投資方面，受“房住不炒”政策持續影響，房地產市場和相關投資也很難對未來經濟增長起到支撐作用。三是出口和國內消費也不容樂觀。在企業出口方面，由于國外生產端受疫情沖擊明顯，2020年以來我國承擔了“世界工廠”的職能，出口保持了較快增速；但2021年以來，隨著全球經濟的恢復和疫情后產業鏈的調整，國內出口較難保持高速增長。在國內消費方面，疫情沖擊下，我國居民表現出很強的預防性儲蓄特征，且考慮到服務業等行業受疫情沖擊更為明顯，相關行業收入恢復難度較大。除此之外， 相對于一線城市和高收入群體而言，疫情沖擊對中低收入群體和中小城市居民的收入沖擊更為明顯，這些因素對國內消費都構成了明顯的制約。

跨周期的宏觀調控

需要調整政策目標和調控方式

在跨周期調控的政策背景下，我國宏觀調控的目標需要重新定位，避免宏觀調控的大收大放；同時，宏觀調控模式也亟待優化。

宏觀調控的政策目標需重新定位

在經濟學理論上，一國的宏觀調控目標主要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四個方面，涵蓋了經濟運行的增長、穩定和平衡三大特征。近幾輪經濟周期的特征顯示，我國宏觀調控過多地強調了經濟增長目標，而對于穩定和平衡目標的重視程度較弱。在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考慮到潛在經濟增速下滑和經濟周期的平穩性提高，高速的經濟增長不宜再成為宏觀調控追求的主要目標。

在宏觀調控政策目標的調整方面， 由于我國仍長期處于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階段，就宏觀調控目標來看，我國與歐美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別，我國宏觀調控呈現出多目標的特征；雖然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使得多目標之間長期保持一致，但在短期內，增長、穩定和經濟平衡之間往往發生沖突，這種情況下，宏觀調控在多目標之間不斷偏移就會造成政策信號混亂，甚至是政策工具沖突。當政策目標發生沖突時，我國宏觀調控政策往往更加注重增長目標，并經常在經濟增長、宏觀穩定和結構挑戰目標之間不斷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市場預期，不僅無益于宏觀穩定，反而可能加劇經濟波動性，削弱宏觀調控效果。就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來看，宏觀調控面臨著經濟增速下滑與金融穩定、生產端通貨膨脹的目標沖突，當前階段宏觀調控不應再追求高速的經濟增速，而應該對宏觀穩定和經濟平衡目標給予更多關注。

宏觀調控方式需轉型升級

我國宏觀調控在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總量調控的同時，也具有較強的行政化特征，同時調控目標更為多元和短期。要實現跨周期的宏觀調控，未來宏觀調控的方式應朝著市場化方向轉型，更多地強調穩定目標，保障政策的連續性。具體而言，跨周期宏觀調控措施可以從政策“連續性”和政策“可持續性”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做好政策銜接。由于當前全球經濟仍面臨疫情和貿易摩擦的雙重沖擊，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嚴峻，加之2021年下半年以來經濟下行壓力增大，面對復雜的內外部經濟環境，宏觀調控應統籌做好政策銜接，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從2021年宏觀調控措施來看，由于2020年底國內經濟形勢企穩， 2021年上半年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仍有所保留，整體流動性略微寬松。就未來經濟形勢來看，全球經濟復蘇雖然將持續，但仍面臨多重挑戰；同時，國內需求端復蘇相對緩慢，中美經貿沖突的長期化也對國內關鍵產業構成制約，這些因素都將繼續拖累國內經濟。為此，需要做好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今明兩年政策不應出現大幅轉向。具體而言，宏觀調控方式需要提質增效，既要實現精準刺激，又要避免出現過度寬松，產業政策更加注重促進公平競爭和鼓勵創新，保持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活力。

宏觀政策要保持政策的“ 可持續性”，防范經濟金融風險。為了應對疫情沖擊，2020年的貨幣、財政政策加大了逆周期調節力度，在實現經濟平穩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企業杠桿率的上升、加劇了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對政策可持續性形成了負面作用。因此，政策的可持續要求未來宏觀調控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控不能過度放松，尤其要防范金融風險以及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向實體經濟蔓延。

跨周期的宏觀調控政策既要托底經濟復蘇，又要為長期改革營造穩定的政策環境。面對全球經濟復蘇帶來的結構性矛盾，疊加國內生產端通脹、制造業和房地產投資下滑以及消費復蘇乏力等局面，宏觀調控政策應強化逆周期調節。與此同時，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慣性下滑的背景下，不應將短期的逆周期調節政策與長期的結構性改革相對立，在長期中應看到宏觀調控政策本身并非經濟增長的動力， 宏觀調控應重在為結構性改革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跨周期調控的具體政策措施

在保持流動性總體穩定的同時增強貨幣政策作用效果

增強貨幣政策靈活性和企業信貸可得性。由于當前經濟形勢下宏觀調控同時面臨經濟增速下滑和PPI通貨膨脹的局面， 貨幣政策可以在保持總流動性合理投放的同時，加大對長期限流動性投放規模，優化流動性的期限結構。在保證流動性總量方面，可以綜合采用定向降準與MLF等操作，既要避免“大水漫灌”，又能起到穩定市場流動性和引導預期的作用；在優化流動性期限結構方面，可以通過新型貨幣政策工具以及窗口指導等措施，鼓勵商業銀行加大中長期信貸投放力度，適度加大長期限流動性投放。

創新貨幣政策工具，發揮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作用。考慮到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傳統的貨幣政策寬松可能造成金融空轉和脫實向虛，建議更多使用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以支持中小微、民營企業融資。例如，中央和地方應綜合考慮制定特別受助企業類型，創立直達企業的貨幣政策工具，具體可以構建針對特定類型企業（如綠色行業）的融資便利， 并適度擴充央行再貸款抵押品范圍。

加大結構性貨幣政策的使用。為了支持小微企業、三農以及低碳行業的融資， 可以通過再貸款或者定向降準等措施鼓勵商業銀行支持實體經濟相關領域；或在宏觀審慎政策體系中繼續強調對相關行業的信貸考核，有效引導流動性投放于小微、三農和低碳行業。

財政政策要發揮宏觀穩定器作用，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

加快財政支出進度，健全跨周期調節機制。面對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財政政策應提升政策效能，考慮到短期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財政政策應起到宏觀經濟穩定器的作用。為此，財政政策應重點支持實體經濟和促進就業，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的動力和活力。除此之外，財政政策還應健全跨周期調節機制，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統籌做好今明兩年財政政策的銜接。

要落實、落細常態化實施財政資金直達機制。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通過鼓勵各地推行分層、分階段機制，按時、合理地將剩余直達資金下達到位，形成實際支出。同時，要用好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合理把握發行使用節奏，提高債券資金使用績效，重點支持疫后經濟發展及短板，優先支持在建工程，繼續支持區域發展、“兩新一重”、民生項目。

優化政策效果，確保政策的延續性和精準性，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財政政策要不斷優化政策效果，引導企業加大對科技創新、小微企業、綠色發展等重點領域的支持，確保政策操作和政策工具使用的可持續性，服務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注重防范外部沖擊

擴大開放，降低行業準入門檻。在擴大開放方面，應深度推進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降低外資行業準入門檻，鼓勵外資和社會資本進入壟斷行業，保障外資企業在經濟上實現平等競爭。除此之外，應借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契機，從根本上改變產業政策前置審批過多與監管失效的狀況， 具體可以借鑒自貿區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使產業政策總體上朝更加市場化的方向邁進。

防范全球貨幣政策轉向的沖擊。目前來看，由于發達國家經濟復蘇整體上快于發展中國家，預計未來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貨幣政策正常化將加速。從GDP指標來看，2021年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有明顯的趨勢上升跡象；從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指標來看，經濟復蘇預期和全球范圍內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也提升了全球各國的通脹水平。在此背景下，全球范圍內的貨幣政策調整預計將加快。為應對歐美等國退出量化寬松和貨幣政策正常化造成的不利影響，國內應加強對美國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跨境資金流動的跟蹤監測；同時，應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通過匯率調整抵消外部沖擊的影響；除此之外，還應加強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聯合新興市場國家促使發達國家提高貨幣政策退出信息的透明度和調整節奏的可預見性。

做好有效應對輸入性通脹的穩價保供工作。宏觀調控應密切跟蹤國際大宗商品生產、消費、貿易、價格的最新變化， 一方面，要堅持國內貨幣政策“不急轉彎”，維持適度合理的流動性環境，加強與市場的政策溝通，引導和管理好預期；另一方面，要制定合理的風險分級和政策響應機制，做好應對輸入性通脹的預案和政策儲備。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

波士頓大學文理學院

責任編輯：孫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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