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銳眼看市】

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在代表著央行減少外匯占款與人民幣投放量的同時，也意味著客觀上剔除了未來通脹的局部因子。

張銳

自12月15日起，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由7%提高到9%，而且這是央行在過去一年中第二次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不同于歷史上前三次均以一個百分點的固定升幅動作進行，今年外匯存款準備金率調整選擇的是前后兩次都提高兩個百分點，從中不難看出政策試圖糾偏與強化預期引導的力度。

央行大尺度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顯然是對著人民幣升值太快、升幅太大這一結果而去的。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在波動中仍保持升值趨勢。4-5月，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率從6.57一路升值至6.36，5月31日央行首次宣布上調外匯存準率后，匯率階段性拐點出現，6-7月轉為貶值。8月下旬以來，人民幣再次開啟升值，一度創下三年多以來新高，本次央行官宣第二次上調外匯存準率后，離岸人民幣兌美元一度跌超300基點，且估計接下來人民幣匯率會在小幅的區間范圍內波動。

作用于市場，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等于就是要求商業銀行將手中的美元按規上交給央行凍結起來，相應地前者可用外匯貸款數量減少，市場上的外匯流動性也會同期遞減，由此直接推升在岸美元與間接影響離岸美元利率，同時拉低人民幣匯率。截至11月末，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余額達1萬億美元以上，較去年同期增長1291億美元，本次上調外匯存準率2個百分點，回收外匯流動性超過200億美元，收縮效果還會繼續顯現，同時央行新政重在重塑外匯市場供求關系，淡化人民幣續升尤其是單邊上漲預期。

實際上，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匯工具的變動不可能不影響到與其緊密相關的對外貿易，某種程度可以說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攜帶著為企業出口減壓的前瞻性政策預期。今年以來，我國出口幾乎每個月都好于市場預期，截至11月仍保持20%以上的增速，但是，隨著疫后不同國家經濟復蘇逐步趨向平衡和同步以及相關國家生產鏈走入正軌，我國出口存在長期收斂的可能。

另外，今年以來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其實已經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出口構成了不小的成本壓力，如果再允許人民幣升值從而在價格端對出口企業構成損傷，勢必放大整個出口生態的不確定風險。依此判斷，穩住了人民幣預期等于就是穩住了企業的出口預期。

從理論上說，通貨膨脹是貨幣政策的重要調控目標，因此處于貨幣政策工具箱中的匯率政策調整也勢必對物價產生間接性影響。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10月末，央行口徑外匯占款疊加至21.2萬億元人民幣，一直穩定在過去19個月的高位，與此相對應，國內11月份CPI同比上漲2.3%，環比擴大0.8個百分點，CPI重回“2區間”。雖然CPI的上漲也不全由外匯占款所產生的流動性所驅動，但流動性的過多被動投放一定會加劇通脹的上行。因此，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在代表著央行減少外匯占款與人民幣投放量的同時，也意味著客觀上剔除了未來通脹的局部因子，同時也給貨幣政策的擇機調控留下了寬綽空間，并釋放出了通脹溫和可控與貨幣政策不急轉彎的鮮明預期。

抑制與打擊借人民幣升值的惡意投機炒作行為應當是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的又一重要政策指向。人民幣匯率最終中間價是由上日收盤價和隔夜籃子貨幣匯率走勢兩因素決定的，這一報價機制隱含著美元強人民幣弱、美元弱人民幣強的顯性邏輯，也就是說人民幣匯率的走高總是在美元走弱的情景下被動發生的，這樣的格局也意味著，國際投機資本完全可以利用人民幣升值及美元形成的“剪刀差”關系展開對賭與套利，并誘發國內市場上追漲殺跌的順周期“羊群效應”，如此直接加大人民幣波動風險的同時，也會在資產價格上營造泡沫的溫床。因此，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可以看成是監管層對投機資本的亮劍，創造的不僅是央行不可容忍人民幣過快升值產生利差放大的預期，更釋放出穩定人民幣匯率的決心。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以上文章發表的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證券時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