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經濟學人》報道，美國西雅圖如今似乎成為勞資關系重大轉變的起點。10月，當地木匠工會結束了為期數周的抗議工資和工作條件的罷工。酒店和商店仍然人手不足。由于擔心員工流失，當地科技企業自2020年以來將平均工資提高近5%。微軟是年中之一，今年早些時候，稱全球有46%的員工計劃“換工作或是轉行”。

西雅圖似乎就是德州農工大學的安東尼•克魯茲所說的“大辭職潮”的一個例子。這一深入人心的說法很快成了企業內的流行語，在公司的電話財報會和歡迎酒會上不絕于耳。它也在網上掀起波瀾。社交媒體網站Reddit上的一個“反工作”留言板上充斥著抨擊貪心老板需求的長篇大論。這個論壇現在每天新增的用戶評論數比Reddit子版塊“華爾街賭注”(WSB)中的還要多,后者在今年曾影響過股市。

這個說法可以有多種解釋，從本質上講，它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疫情引發了一種文化轉向，使得工人們重新審視自己的優先權。社會底層的民眾將不再忍受低薪或惡劣的工作條件，而白領階層則對長時間工作的想法嗤之以鼻。一些人變得游手好閑，或覺得這么做理所應當;另一些人想要嘗試新的東西，或者對金錢的渴望度降低，因為他們開始體會到樸素生活的樂趣。據稱，這導致了大批員工辭職以及學生輟學。唯一的問題就是:并沒有什么真憑實據來支撐這一觀點。

大辭潮論在美國和英國似乎最為火熱。10月有420萬美國人辭職，幾乎相當于總就業人數的3%，接近歷史最高水平(見圖1)。今年第三季度，近40萬英國人在遞交辭呈后跳槽，創下歷史最高水平。雇主們可能也正忙著應對更多員工離職帶來的威脅。高盛銀行編制的一份跟蹤報告顯示，兩國的工資增長都異常強勁(見圖2)。12月3日公布的一份美國就業報告中顯示的形勢并不樂觀，它似乎證實了在職位空缺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很難招到員工。這一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就業人數僅僅增加了經濟學家所預期的55萬人。

然而，在其它發達國家，并未出現大規模辭職的現象。當然，也確實有數百萬人離開了工作崗位。最好的猜測是，發達國家的勞動力比沒有新冠疫情的情況下少了3%，缺口為2000萬人。然而，除了美國和英國，幾乎沒有跡象表明這反映了會有更多人離職。

2020年11月，10.7萬加拿大人因為對工作不滿意而離職，這一數字低于疫情爆發前的13.2萬人。在日本，辭職待業人數接近歷史最低水平。有跡象表明，意大利的辭職人數略有上升，但就整個歐盟而言，離職待業人數比疫情前還要低。新西蘭的勞動力市場流動數據也平平無奇。在許多地方，也幾乎沒什么員工變得焦躁不安的跡象，你也許會認為這可能預示著辭職率的上升。澳大利亞的勞資糾紛數量持續下降。最近一期《日本勞工雜志》稱，集體糾紛正“瀕臨消失”。如果說新冠疫情改變了工人們的世界觀，那他們把這一點隱藏得相當好。

那么，其他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釋勞動力減少的原因。例如，許多人仍然表示，他們害怕感染新冠病毒，因此可能避免前往公共場所。許多移民也都回歸母國。

即使辭職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英美現象，但有沒有證據表明，這些人之所以辭職，是因為他們不愿工作了?撇開Reddit的帖子不談，事實似乎并非如此。在英國，有十分之一的工人說他們想要一份工時更短、工資更低的工作——但這與長期以來的平均水平一致。美國蓋洛普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員工敬業度”(衡量工作滿意度的粗略指標)已接近歷史最高水平:這與越來越多的人急于尋找出路的說法相悖。

這為辭職率的不斷飆升提供了兩種更顯而易見的解釋。一個與空缺有關。當有很多空缺職位時，人們會更有信心遞交辭呈，即使他們很喜歡自己的工作，也可能被挖走。目前的職位空缺率很高，一個原因是新冠疫情導致新行業(比如電商倉儲業)的人才需求激增。哈佛大學的杰森·福爾曼(Jason Furman)對美國的分析以及求職網站Indeed的帕維爾·阿德里安(Pawel Adrjan)對英國的分析均表明，考慮到職位空缺的數量，離職率達到了人們的預期水平。

盡管如此，離職率的激增實際上并沒什么大驚小怪的，福爾曼和阿德里安的分析可能低估了這一事實。在英國和美國，2020年年中疫情最嚴重的時候，辭職人數均有所下降。許多去年就想離職的人，可能直到現在才鼓起勇氣這么做。考慮到這些“被壓抑”的辭職，最近的回升也就見怪不怪了。

真正的“大辭職潮”會出現嗎?這可能需要更徹底的文化變革。需要一家人共同來決定他們未來的消費需求、以及滿足這些需求所需的收入，都要比現在低得多。這將意味著不能再出國度假、減少外出就餐以及減少購入家電。這意味著收到的圣誕禮物也會變少。凡是今年在西雅圖或其他地方參加過黑五促銷活動的人，都會很快意識到，這一巨變其實并未上演。